——节选自邓殿臣、赵桐撰《佛国纪实》
一、斯里兰卡，楞伽佛国
笔者是一僧加罗语教员，因此常听到这样的问话：“斯里兰卡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的简要回答总是这样一句话：“斯里兰卡简称兰卡，亦即我国佛典中常常提到的楞伽，由此可知它是一佛教大国。”
我这样回答，自以为有充分的理由。
首先，这个国家的佛教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堪称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佛教国家。佛教虽源于印度，但公元10世纪后印度佛教便趋于衰亡，如今它已不是一个佛教国家。而兰卡佛教自公元前3世纪由阿育王的儿子玛亨德长老传入之后，至今没有断绝。公元4世纪成书的《岛史》，5世纪成书的《大史》，都翔实地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大量文物古迹，亦可引为佐证。当初由阿育王护法，佛教举行了第3次结集，之后，阿有王派出9个使团到国外弘法。上述玛亨德长之所率使团便是其中之一。另有一个使团到了金地，即现在缅甸、泰国南部孟族人居住的地区。这个使团的弘法活动虽然也取得了成功，但其后的发展、演化情况早已无从稽考。直至11世纪缅甸阿努律陀国王时代，缅甸的佛教史才有了详细的记述。泰、柬、老诸国则更晚，约在13世纪以后。而且，缅、泰、柬、老诸国佛教的兴盛，又多赖于兰卡佛教的影响。因此，在上述5国及我国傣族地区所构成的上座部佛教（俗称小乘佛教）中，可以说以斯里兰卡佛教最为古老。至于中、越、朝、日、蒙等国的大乘佛教的历史，也比斯里兰卡晚300多年，是公元1世纪以后才从印度和中亚传入的。就其教史的长短而言。亦无法与兰卡相比。
第二，斯里兰卡面积虽小，但它却是一个佛教文化大国。公元前1世纪在该国中部小镇玛得勒的阿卢寺举行了佛教史上第4次大结集，将一向口口相传从未见诸于文字的巴利三藏及其注疏三藏的经传记录成书，著成了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公元5世纪，印度的佛教大师觉音来到兰卡大寺从事著述，著造出大量的巴利经传，使上座部经典臻于完备。这套巴利语经典保留下来并传播到缅、泰、柬、老诸国，成为这些国家共同尊奉的圣典。众所周知，中国存有数量极大的大藏经。这套佛经是汉魏六朝以来从梵语或中亚诸语翻译为汉的，所据原本分属于不同部派。其后，又有藏语佛典的出现。从佛教经典形成的这一大略过程不难看出，在现存巴、汉、藏三大语系的佛典中，在兰卡形成的巴利语佛典代表了佛教的早期，在汉地形成的汉语系佛典代表了佛教的中期，在藏地形成的藏语系佛典代表了佛教的后期。这些佛典都是人类的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斯里兰卡有享誉世界的佛教圣地和文物古迹，如圣足山、菩提树、佛牙舍利等。圣足山本名苏玛纳山，传说佛陀第3次莅临兰卡岛时曾经“一足蹑王城北，一足蹑山顶”（见《佛国记》），在山顶上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佛足印迹。此后苏玛纳山便以“圣足山”闻名于世，朝拜圣足山亦成为一项重大的佛事活动。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僧、尼、善信，香客游人，乃至王公大臣，前往瞻拜。笔者也曾于1982年同友人一起登临山顶，目睹了这一举世闻名的圣迹。
菩提树本名阿萨特（Assattha）树，榕树科。当初悉达多6年苦行之后，在这样一棵树一下修习禅观，悟道成佛，此树便因此而被称为“菩提树”。“菩提”是巴利语“Bodhi”一词的音译，意思就是“觉悟”。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的女儿僧伽密陀长老尼应其兄长玛亨德之邀到兰卡传授比年尼戒时，从菩提树上截取一枝带往兰卡，植于大寺之内。公元世纪初我国高僧法显到兰卡取经时，见此树“高可二十丈”。到现在，印度那棵古树早已衰亡，而兰卡这一棵却依然生机盎然，枝叶繁盛。有一部《菩提树史》，讲述了它生长发育，接受供养的情形。这棵2300多岁的长寿树，亦为笔者亲眼所见，并在树下摄影留念。
佛牙，传说为释迦牟尼的灵牙。在他入灭后火化尸体时有一罗汉从骨灰中检出，一直保存在印度的羯陵伽国。公元4世纪战乱不安，国王便叫他的女儿赫摩玛拉公主和她的丈夫把佛牙护送到比较太平的兰卡。公主把佛牙藏在发饰中，漂洋过海，干公元326年到达兰卡都城阿努拉特普罗。兰卡国王斯里迈万接受佛牙，虔诚供奉；每年还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佛牙游行，以供广大信众瞻拜。法显在他的《佛国记》中描述了佛牙游行的盛况：“佛齿常以三月中出之，……道俗云集，烧香燃灯，种种法事，昼夜不息。”公元16世纪末，随着王都的迁移，这颗佛牙遂转移到康提。并为它在王宫一侧专造了一座雄伟壮观的佛牙殿，佛牙置于佛牙殿的高层，供养至今。1993年初，印度总统访问兰卡，兰卡政府为了表示欢迎，特意公展佛牙一周。笔者借此机缘，随着游人的长队登上佛牙殿的第三层，亲眼看到了这颗佛牙。只见它比常人的牙齿大出许多，置于一个玲珑的金龛之中。珠光宝气，烘托出这件圣物的珍奇和贵重。
谈到这里，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北京西郊八大处佛牙塔所供奉的另一颗佛牙。这两颗灵牙一南一北互相辉映，向世界人民展示着古老佛国的特征。
第四，就斯里兰卡的现状而论，它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佛化国家。占全国人口70%僧加罗人几乎全部是佛教徒。国家法律规定：“斯里兰卡共和国将佛教奉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护持和发扬佛教是政府的职责”新当选的国家元首，要在佛牙殿举行就职仪式。从1989年起，政府又设立了佛教部，而且由总统兼任部长。全国最大的节日是佛诞节、波松节和艾萨拉节。节日一到，全国放假，普天同庆。佛诞节在维萨卡月（相当于公历4、5月间）的望日。这一天全国各地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而以首都科伦坡最为热闹。大街、路口都搭起装有彩灯的牌门，夜幕降临后灯光闪烁，显示出生动的佛传或佛本生故事。店铺的门口都设有斋棚，向过往行人免费供应汽水、食品，以积功德。波松节是纪念玛亨德来岛布教的日子，庆祝活动以北部古城阿努拉特普罗最为隆重。艾萨拉节是佛牙大游行的节日，康提佛牙殿自然成为庆祝活动的中心。其特色是有近百头穿红挂绿的大象参加游行。象王走在前列，背上驮负着装有佛牙的金龛。除这些节日之外，每月望日也都是法定的假日，人们都在这一天到临近的寺庙去礼佛听法；男女居士则在这一天守持八戒，在寺庙里度过24 小时。
平日，斯里兰卡也充满看浓厚的佛教气氛。国家电台、电视台每天凌晨开播，首先播放的便是是三皈五戒。每天傍晚电视台都要播放15分钟的电视节目——礼三宝，唱颂佛、法、僧的圣德。高僧大德还常常被邀请到电台、电视台讲经说法。
笔者在兰卡有年。深深体察到在1700万人口的兰卡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便是僧人。任你是总理、总统、国会议员、亿万富翁、专家教授、社会名流，都必须向僧人如法礼拜。或双手合十，或双膝跪倒，五体投地。即使是僧人的父母、祖父母，也不得例外。僧人则受之泰然，无需还礼。
公共汽车上，都有为僧人设的专座。各种礼仪庆典，僧人皆在首席。笔者通过电视，观看了前总统普雷马达萨的葬礼，这一极其隆重的国葬仪式是在独立广场上举行的，仪式自始至终遵照了佛教的仪规。
在斯里兰卡，笔者曾注意到贴在街巷墙上的讣告。因死者的情况各异，讣告的内容自然不同。但讣告却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那是在讣告的眉首，都印有一段巴利语的偈语：“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体现出苦、空、无常的佛教思想。
一个国家的教育，足可以反映这个国家的性质和特点。现在兰卡实行的，依然是一种传统的“佛化教育”。遍及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佛法”都列为必修之课程。此外，还有两类以佛法为主的普通学校。一类是称为“佛校”的青年僧人学校（其中也可能有少数在家人就读），这是新出家的沙弥和新受具的比丘学习佛教义礼、戒律，提高文化水平的学校。佛法、僧伽罗语、巴利语、梵语为这类学校中最主要的课程。许多高僧大德，饱学长老，青年时代都曾就读于这类学校。斯里兰卡教育部设有“佛校司”，专门管理这类学校的教务。另一类是称为“法校”的在家青少年业余学佛的学校，因上课都在星期天，所以也称为“星期日法校”。校址都在寺庙之内，教师多为寺中僧人。中小学生平日入普校学习一般文化科学知识；每到星期天早上，便到这样的“法校”来学习佛法。据统计，兰卡现有法校8500多所，就读学生达150余万。
由于实行这样的教育制度，所以斯里兰卡的每一个公民都具有一般的佛教知识，都懂得普通的佛学义理，都能背诵一些常用的巴利语偈颂，因而对佛教也虔诚笃信，是忠诚的佛教徒。
除上述普通佛教学校之外，斯里兰卡还有三所佛教高等学府。即“声闻乘比丘大学”、“佛教巴利语大学”和“巴利语佛教研究生院”。在另外几所高等学校中，也设有佛学系，培养高级佛教人材。
斯里兰卡地灵人杰，发达的佛教教育，培育了伟大的佛教学者。例如佛陀达多长老，他的著作达百种以上。他用英语编写的巴利语教材《The New Pali Course》通用于世界各地。他用僧伽罗语编写的巴利语教材《palibhashavatarana》到1987年已再版26次。
此外，斯里兰卡的佛教文化机构还有佛教出版社、佛教文化中心及下文将要谈到的佛教百科全书等。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当今的斯里兰卡，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佛国。
二、僧伽社会，古风犹存
我们习惯上称出家的和尚为“僧”。“僧”是“僧伽”之略，其义为“众”。佛教出家人和合聚居，组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
笔者就所见所闻，介绍一些兰卡僧伽社会的实际情况，以便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个国家，并为有关专家学者提供一些素材，以进行深人的研究。因为兰卡的僧伽社会古风犹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第一，财产公有。早在佛陀时代，僧团的财产便是公有的（应该指出，这种公有的财产，其数量也是很少的）。比丘个人除三衣一钵之外，几乎设有任何私有财产。他们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少欲知足；专事断除烦恼、求证涅盘的精神修练。当佛陀的姨母大爱道提出要送他一件袈裟时，佛陀拒绝说：“请您布施给整个僧伽吧，不要赠给我个人。那样自然也会有我一份。”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这种公有制度有利于培养集体主义观念，而不利于滋生自私自利的思想。更不会出现世俗社会那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现象。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僧伽社会，自然也就不会有贫富阶级的差别。所谓“四河入海，不复河名；四姓出家。皆为释种”（见《增一阿含经》），正是当时僧伽社会的真实写照。僧团内部实行民主，遇有问题，集体讨论决定。这些，或许就是僧伽社会长存不灭的原因所在。
属于上座部（俗称“小乘”）佛教的斯里兰卡佛教，基本上沿袭了佛时古制。尤其是那些林居派的比丘们，更是不蓄私产。例如罗曼那派的僧人，至今仍守持着“不捉持金钱”的戒条。
第二，戒法清净。据佛典记载，佛陀最初组建僧团，度俗为僧的仪轨是十分简单的。只需说一声：“过来吧，比丘！”受度人便会毛发脱落，袈裟着身，钵持于手。憍陈如等最早的五比丘。就是这样加入僧团的。后来发展为“白四羯磨”，沿袭至今。笔者曾特意去观看授受戒法的场面和过程。首先，戒师要为受戒人剃除毛发，同时向受戒人讲述发、爪、齿、皮之不净。师傅还将一缕剃下的头发给受戒人看，并说：“孩子你看。这头发多么肮脏！它的形状、颜色，气味多么令人厌恶！”受戒人若能依师所说，观发不净，待头发剃完时，便可成为罗汉。剃发之后要拜别父母，然后在戒师面前胡跪合十，以巴利语请求：“为断除苦厄，求证涅槃，请长老怜悯弟子，度我出家，为我披衣”如此三遍，师傅便把一件黄色袈裟披在受度人身上，然后向受度人说三皈十戒。剃度仪式便告结束。
初度俗童出家，接受沙弥十戒的仪式可不择场所，不设戒坛；但为沙弥授比丘戒则必须在戒坛之内。这“戒坛”是十分清净，十分神圣的场所，必须与尘世彻底割绝。陆上的戒坛，可大为一座厅堂，亦可小为一间房舍。但无论大小，戒坛的四周必有“戒石”与外界隔开。坛内若装有电话、电视之类，传戒时也必须把电线切断，以断绝与俗世的联系。为做到清净无染，兰卡的罗曼那派惯于在水中结界。他们于河、湖之中，用木船或木筏临时架设成坛。在科伦城市区省的贝拉湖中，有一座常设的水上戒坛，十分庄严，坛、岸之间有一木桥相连。平日常有僧人在坛内念经。但当在坛上举行传戒仪式时，木桥必须拆除，否则便是非法。
笔者曾去中部山城康提观看授受具足大戒的仪式。那是全国最有名的大寺—— 花园寺，寺中戒坛自然也高大、雄伟，建于一座高台之上。出任戒和尚的是暹罗派僧领维帕悉大长老，羯磨师是一位中年比丘。授戒仪式自始至终用巴利语，羯磨师以流畅的语言。优美的音调，向受具人提出一系列问题，如“你是人是鬼？是否两性人？有无麻风病？”等等。受具者也必须以巴利语忠诚老实地回答。然后以“白四揭磨法”在僧众中通过。这里应该提及的是，受戒人在脱去俗装，披着袈裟之前，还要穿上王服，戴上王冠，打扮成一个王子的模样。这可能是为了效法悉达多王子，也可能是为了向世人表白：即使贵为王子，也甘愿离俗出家。
第三。林居静修。佛教从一开始就和山林结下了不解之缘。佛陀出生、悟道、涅槃，皆在树下。在佛陀的弟子中。不乏离群索居、久住山林的比丘。被佛誉为“头陀第一”的大迦叶，就是一个典型。在斯里兰卡佛教史上，一直存在着林居、村居两派僧众。前者偏重于研习经论，弘法利生，和信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者则专于修持，严于戒行。佛典中记有一位名叫吉德古特的兰卡长老的这样一件轶事：他常年累月在南方的一个石洞中坐禅。一天。有几个比丘来看他，他们看到洞壁上绘有七佛修道的图画，向长老啧啧称道壁画如何生动逼真。长老却说：“我在此洞已住了60余年，从不知这洞中还有什么壁画。”可见长老用心之专，乃至从未抬头环顾四壁。后来，长老到王宫应供，当国王和王后向他施礼时，他都只淡淡地说一声：“愿大王吉祥。”当有人提醒地那第二位施礼者是王后时，他说：“是王是后，于我无别”公元1165年兰卡大寺、无畏山寺、祗多林寺三派统一之后，林居、村居的分野依然存在。公元14、15世纪到缅、泰等地弘法布教的，也都属于林居派僧人。
现在，兰卡佛教林居派仍盛行不衰，据统计，全国共有静修林300余处。笔者曾于1982年4月到著名的“椰岛静修林”参观。现将所见所闻记述于下。
这座椰岛静修林位于拉特达摩河口的一个孤岛上，面积有6英亩左右。因被椰林覆盖故名。此静修林与众不同。它是由外国人创建的。德国僧人三界智（1878－1957）本在仰光出
家，后闻兰卡佛教纯真兴盛，且林居之风未衰，便来到兰卡。于1904年创建了这座“椰岛静修林”。以后又有10名德国人先后来此椰岛从他出家，成为一处外国僧人静修的基地。笔者请一位陆上长老划船引路（无人引荐，是无法进入椰岛的），上岛参观时，才得知三界智早已园寂。接替他住持该林的是他的一位捷克籍弟子，法名智真。他用僧伽罗语告诉笔者，他是1938年撇下妻室来岛修道的。并介绍说在此林静修者多为美、法、澳等外国僧人，其中还有一位美国作家他带我参观了散布林中的供打坐修禅的一个个草棚。草棚甚小，仅足一人静坐，皆掩没于茂密的椰技之中。整个椰林除蝉鸣之外寂然无声，确能给人以远离尘世之感。
三界智还是一位学问僧，他曾精研巴利圣典，于1906年著成《佛陀圣言》（The word of
Buddha）一书，在西方影响甚大。
三界智还有两位德国弟子，一位名智敬，在康提“高国林”静修。笔者1993年5月8日去那里拜访时，他已是一位92岁的老僧。他创建了康提的佛教出版社。另一位名叫智净，是1954年来兰卡从三界智受具的。他原在椰岛静修，后来托钵自给，直至1991年。现年84岁，住科伦坡金刚寺中。他不著一字，专注修行。我同夫人前往拜见时，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讲四谛八道，断除烦恼等。他不厌其烦，对我用僧伽罗语讲一遍，然后又用英语对她
讲一遍。
兰卡的林居僧人自然大都是本国的僧伽罗人。如丁布拉山区就一向是僧伽罗僧人聚居的地带。上面介绍的几位外国僧人，在兰卡林居僧中仅占很小的比例。
第四，雨安居和功德衣。雨季安居是佛陀亲自定下的一条重要制度，在巴利律《大品》中有专章论述。现在斯里兰卡僧人仍然严格地执行这一安居制度。每年阴历萨拉月望日开始，比丘们便安居于各自的寺庙之中，不外出远游。如因事必须外出，也不得超出7日之限。如有比丘违犯规定，逾期不归，须在僧中“白二羯磨”。有些寺庙还竖起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巴利语“Ayam Vassana Kalo”，意思是“现在是安居期”，以告示诸僧。 1993年7月雨季安居开始时，笔者正寄居在贾亚迪拉克寺中，看到了僧俗四众共同举行的开始安居的仪式。只见他们聚集到法堂中，首先由居士代表讲话，说明雨季来临，请求僧人安居。然后长老（即该寺住持）发言，阐述安居的意义和应该注意的事项。据笔者住寺观察，三个月的雨安居期有两点异于平日。一是每天增加了一项供佛、说法的活动。二是僧人半月说戒的制度严格执行起来。每天傍晚钟声一响，附近的善男信女便集于寺中，顺次向舍利塔、菩提树和佛殿敬献香花供果，然后听寺中比丘净称（Wimalakitti）讲经说法。至于半月说戒的情形，因后文还有专述，此处从略。
3个月安居结束时要举行“自恣”仪式和布施“功德衣”（意为“坚不可摧的袈裟”）。这种功德衣应由信众在一日之内制成．布施给寺中在安居期表现最好的比丘。佛家认为，在诸多财施之中，以此功德衣最为贵重。接受功德衣的比丘可获得17种福利，免除24种灾难。斯里兰卡的慧广长老著有一部《功德衣史》，书中说巴拉克拉玛巴忽国王有一年布施了3432套功德衣，堪称一时之盛事。笔者于1993年11月20日观看了佛究寺的自恣仪式。只见大街上有位童子头顶一套功德衣，在三伞和六色佛旌的护持下缓缓前行，后面跟随一队合掌而行的信众。入寺之后跪拜捧举，献给一位高僧。
第五，布萨说戒。“布萨”是巴利语“UPosatha”一词的音译，其意为“斋戒”。“说戒”
即僧人聚集一处，依照戒条忏悔罪过，每半月一次。用现代语言解释。布萨说戒就是比丘们定期（每月初一、十五）召开的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生活会。在巴利律《布萨犍度》中，对此有专门的论述。这一源于佛时的说戒制度，可使比丘常养善法，常住于净戒云中。
第六，三衣、点净和尼师坛。在兰卡时，曾听一位长老不无感慨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服式像我们的袈裟一样历2500余年而不变！”认真一想，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佛时为僧侣规定的“三衣”在兰卡等南传佛国至今仍为僧人的常服。因为那里的气候类似印度，所以保持不变并不会遇到困难。所谓“三衣”，是指僧伽梨、郁多罗僧和安陀会。僧伽梨是一种双层的袈裟。僧伽罗语称之为“夹衣”。因天气炎热，只有在重要场合使用，所以亦可称之为“礼服”。比丘外出露宿，亦可为被盖。郁多罗僧是里层袈裟，僧伽罗语称之为“单衣”，是僧人的常服，披着的方式有两肩覆盖和一肩偏袒两种。我们平日所见僧人被著身上者，即这种郁多罗僧。安陀会是下衣，僧伽罗语称之为内衣。其作用相当我们的裤子。只是没有裤筒仅是一块布，围于腰间。垂至膝下，以遮蔽下身。这几种僧衣统称为“kasaya Civara”意为“坏色的僧衣”。音译为“袈裟雅吉瓦拉”，会繁就简，略称“袈裟”。由此可知，我们常说的“袈裟”，并不含“僧衣”之意，仅是加在“僧衣”之前的一个形容词。意为坏色、“不正色、苦涩的味道等等。所谓“坏色”、“不正色”，即指一种近于黄褐、污里污涂的颜色，可以树根树皮制得。当初佛陀之所以规定为这种颜色，是为了防止僧人生起贪好正色之邪念；也是为了染制起来简易方便。所谓“苦涩的味道”，是指像浓茶、汤药的味道。所以在僧伽罗语里，“汤药”或“草药”，也称为“袈裟”。弄清此词的本意，对了解僧伽制度是有好处的。
上述之“三衣”，便是僧人（包括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的全部服装，也是他们区别于俗人的主要标志和像征。僧人注量威仪，他们必须总将袈裟被著于身，睡觉时，则把它盖于身上，甚至洗涤时也不可全赤，至少要把一条与袈裟同色的腰带系在腰间。在僧伽罗语里，僧人舍戒还俗，叫做“脱掉袈裟”。僧团中个别戒行不净的比丘也能得到信众的供养和礼拜。信众说：“我们供养和礼拜的是他身上那件袈裟。”足见“袈裟”便是僧人的象征。
袈裟披著的方式有袒露右肩和披覆双肩两种。18世纪初期，缅甸曾发生“偏袒派”和被覆派的大辩论。两派引经据典。各不相让，辩论持续了75年，最后以被覆派的胜利而告结束。所以兰卡佛教中近代从缅甸引入的阿摩罗补罗派和罗曼那派的僧人，至今仍恪守缅甸的规定。离寺外出时必覆双肩；而从泰国引入的暹罗派则可自便。
“点净”，这是一项与袈裟有关的古制。一件袈裟做成之后，必须经过“点净”，方为合法。其做法是在袈裟之一角点染上一种和袈裟不同的颜色，其用意在破坏袈裟的新美。笔者在兰卡见到僧人们的袈裟确实都曾经过“点净”处理，说明他们仍在实行这条佛时古制。当笔者就此请教维摩拉西利长老时，他说，“点净立法不仅是为了破除袈裟之新美，也是为了做出某种标记。接到信众布施的新袈裟，在其一角点染上某种标记，则可防止与他僧之袈裟相混。长老说着便拿出他自己的袈裟展示笔者，只见袈裟的一角有几个紫色的圆圈。他接着解释说：“我是用我的钥匙的一端，在■酱叶上用力碾压。待叶中汁液浸染在钥匙上，再用此钥匙在袈裟上点染。这便是我‘点净’的方法了。这样点上的标记永久不掉。我的这件袈裟已洗过多次了。点上的印迹仍甚明显。”
汉地佛教是将一条旧布贴在新衣上，谓之“贴净”，当是由“点净”演化而来。“点净”的巴利语是“Kapbimdu”，使用的动词只可汉译为“点”，而不可译为“贴”。但“点净”和“贴净”的用意，当是完全一致的。
“尼师坛”是巴利语“Nisidana”一词的音译，意为“座垫”。佛时多以皮革制成，后来有的改用布料。比丘云游休息时或树下修禅时，不宜坐在潮湿的地上，便把一块“尼师坛”垫于股下。这便是“尼师坛”出现的因缘。佛时律制规定，尼师坛的大小为“长四广三”，布制尼师坛还必须带有蓬边，巴利语称为“dasa”，以防线之脱落。后来跋耆比丘主张其大小可以随意，蓬边之有无亦可听便。结果在第二次结集时被判为非法（为非法十事中之第七事）。佛教恪守祖制之严，于此可见一斑。
每当提及“尼师坛”，笔者便联想到一个与此有关的翻译问题。窃以为，“Nisidana”一词音译“尼师坛”欠妥。因此三字为佛教中的常用字，各有约定的含义。望文生义。很容易被误解为“尼师之坛场”。况且，“Si ”译为“师”，音亦不合。如果意译为“座垫”而音译为“拟席得纳”，似乎更合适些。
第七、托钵乞食、过午不食和三净肉。保持佛时托钵乞食，化缘为生的古制，是南传上座部佛教有别与北传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在缅、泰、柬者请国表现得尤其明显，而斯里兰卡较之为差。兰卡僧众受食方式可分为4种：托钵乞食、信众施食、受请应供和寺内炊煮。现在的兰卡，托钵化缘，挨户乞食的僧人仍有一些，但为数甚少。在科伦坡圣法塔寺住有一位晚年出家的老僧，坚持分卫自给，每天早晨出寺托体，不及一时则可满钵而归，早、午两餐尽可满足有些持头陀行的僧人，乃至一些西方来的僧人，也坚持常乞食。
当今兰卡大部分僧众是靠信众施食维持生活。所谓“信众施食”，就是信众早、午两次把斋食送往寺中。僧人在寺中受用斋食。由施主组成的“护法会”承担此事。护法会排好日程，某甲初一，某乙十五，轮流承担，有条不紊。信众都将供养僧人为敬三宝、积功德的善行，人人都是自觉自愿地准备上等的饭菜送往寺中。其量亦大，往往会有剩余。僧人过午不食，不吃晚饭，于是便把剩下的饭菜送给邻近的在家人吃，以免造成浪费。笔者寄居贾亚达拉克寺时就经常吃到这样的“斋食”。信众欲值福积德，往往在家中设置斋筵，邀请寺中僧人到家中应供。施主往往带了一班雇用的吹鼓手，吹吹打打把僧人请至家中。入门之前，先要为僧人洗足（僧人皆赤足行路，有的只穿拖鞋）。僧人进食时，施主侍立一旁添饭加菜，决不可与僧人共餐。斋前或斋后，僧中长者要为施家说法，祝福施家吉祥如意。兰卡僧人这种受请应供的机会甚多，笔者寄居的那所寺庙，每周可有几次。有些寺庙也开伙做饭，但只雇用在家之厨师，比丘不得自炊自煮，以免杂役之劳并除贪求之念。
斯里兰卡等南传佛教国家，僧人用斋不限品类，只限时间。从晨至午为正时，只能在正时内用斋。午时一过，便为非时，非时而食，则为犯戒。此条“不非时食”（即“过午不食”）之戒，不仅载于比丘戒本中，在沙弥应守的十戒，居土望日需守的八戒中，也有明确的规定。此条“过午不食”在兰卡十分严格，可举一例说明。有一位在兰卡攻读学位的华僧，是笔者的朋友。他寄居“三菩提寺”。他上完必修之课回到寺庙时午时必过，便没有饭吃。此寺供养丰盛，前总统夫人都是该寺施主，所以不是没有能力留饭给这位客僧，而是因为既已过午则不当进食。僧人到晚间若感饥饿，可饮用椰水、果汁之类，称为“非时浆”。其巴利语之正名为“Gi lanapaccaya bhesajja”，意译为“药食”，可见当初是为病僧而设，时外开服。所谓“不限品类”是说饮食无所限制，鸡鱼肉蛋，皆可食用。随施而受，无择无选。那么这是否与“不杀生”之禁戒相左嘛？不是。因为僧人所食之肉必为“三净肉”，梵语称为“Trikoti parisuddha mamsa”．即未见、未闻、未疑是肉为本人所杀。
第八，随身八物和齿木。根据律制，比丘出游时必须携带之物品有八，名之日“随身八物”。即安陀会、郁多罗僧、僧伽梨、腰带、钵盂、针线、剃刀和滤水袋。此八物之中，前7项皆为生活必用品，而最后一项滤水袋现在已无用处。佛陀时代，比丘饮用生水时，为护水中虫命，需用此袋过滤。将其列人随身八物之一，真实地反映出原始时期僧人的生活情形。此物尽管现在已不实用，兰卡僧却依然将它与其他7物一并携带。信众布施时，也决不把此物排除在外。他们总是把此八物制成一个包裹，一并献给僧人。各大店铺，亦有做好的随身八物包裹出售，信众也可购来布施。笔者曾打开包裹察看，证实准确无误，包中正好是此八物。
“齿木”就是牙刷，是巴利语“Danta Kattha”一词的直译。不过它与我们现今使用的牙刷不同，它是一根长约半尺，粗细如指的软质木棍，其一端有木质纤维，用以刷牙；另一端尖细，可剃出齿间食物。佛陀时代，僧人们刷牙用的就是这种齿木。佛曾对弟子们说：“汝等用树枝擦牙，可除口臭，增加味觉，可得五利也。”那时，弟子在每天清晨为师傅准备洗脸水的同时，都要准备这样一根齿木。
笔者在兰卡见到一些老僧至今不用牙刷，仍用齿木刷牙。著名学问僧阿努律陀法师曾对笔者说：“此种齿木比现代的牙刷好用得多，它既能剔除口中污垢，又不伤害牙齿。我不只在寺内使用，出国访问时也一定要带上一把齿木。”他说着便从浴室取来几根齿木送给我。我把这贵重的礼物珍藏起来，回国时带回家中。我没有把它当成2500年前的文物，也像阿努律陀一样把它当做日用品，当然也是出于好奇。也用它刷起牙来。试用结果，果然感觉不错。因其纤维质地柔软，刷时不像牙刷那样划刺牙龈。据了解，兰卡僧人中仍有不少人现在仍用齿木而拒用牙刷。由此看来，“齿木”虽不在“随身八物”之中，但它却是僧人一件十分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它的历史与袈裟一样悠久，长达两千五百余年。
第九，细行种种。除以上8个方面而外，兰卡僧伽社会中还可看到一些细微的现象，说明兰卡继承着古时的遗风。现举例子下：
例：棕叶为伞。在自动开合、轻便美观的雨伞普遍使用的今天，兰卡罗曼那派僧人仍以棕叶为伞。他们每当出寺外游时，决不会忘记带上这件历2500年而不变的“文物”。在兰卡城乡各地，此种现象屡见不鲜。当然，所谓“棕叶为伞”，并非不经加工，折来便用；而是经过加工处理的，它也能开合，并不笨重，也较坚韧。避雨遮阳，使用自如。例：不破土挖地。这本是比丘戒中的一条，有些老年比丘，仍严格守持。例：礼敬如法。僧人的年龄是从受具之日算起的，僧人的资历、尊卑、长幼皆以此为准。两僧相遇，必依戒腊行礼。如初次会见，不能肯定，则可询问对方“戒腊多少。”然后依法礼拜。这一礼法也始于佛陀时代。
三、人间佛教，僧俗一体
斯里兰卡这个佛教国家是由僧伽社会和世俗社会两部分组成的。兰卡的主体民族僧伽罗族几乎全部是佛教徒，出家则为僧人，在家则是居上，统称为佛教四众弟子；僧俗一致，和合一体。
第一，佛法世法，和谐一致
世法诸经。佛之教法，本为接度众生而设。释氏初创佛教，僧团刚满60人时，佛陀便叫他们奔赴四面八方弘法，以使众生获利。巴利三藏中的许多经，都是应世人之请对在家人所讲。直到现在，这些经文仍为广大在家人所喜爱。现举出几则，略加说明。
（l）《善生经》（Sigalovada Sutta），讲一位名叫“善生”的富家子弟，他不信佛教，仅遵父遗言，礼拜6方。佛见而教诲，向他指出东南西北上下6方当代表父母、师长、妻室、亲属、沙门、僮仆，当礼敬如法，和蔼亲善。经中还讲到家中收入当如何开支等百余条在家人应守的事项，是佛教中一部阐述伦理道德的经文，深受兰卡广大在家信众喜爱。笔者常见那里的少年儿童早晨离家上学之前叩拜父母，想来可能是受了此类经文的影响。
（2）《昙弥迦经》（Dhmmika Sutta）。经说佛在舍卫城祁园精舍时，居士昙弥迦带领500随从前往拜谒，请教出家在家共同应守的戒法。佛向他讲了恒常五戒、布萨八戒和在家十戒，提出了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等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3）《摩诃梨经》（ Mahalisutta）。经讲摩揭陀国青年玛柯带领本村32名青年伙伴修路架桥。打井造林，为民谋福。村长妒其功德，向国王诬告他们是叛国逆贼。国王未加审察便把他们处死。玛柯以其功德死后生为叨利天之帝释。善有善报。
（4）《同居经》（ Samvasa sutta）。讲4种类型的夫妻：男尸女尸，男尸女神，男神女尸和男神女神。“尸”者，低劣丑陋，行尸走肉之谓也；神”者，高尚美妙，如神如仙之谓也。
（5）《苏贾达经》（Sujata gharasamha Sutta）。讲7种妻子：折磨丈夫者，偷窃丈夫者。似主压夫者，似母爱子者，似妹侍兄者，似友相爱者，似奴奉主者。
（6）《优迦经》（Ugga mahamacca Sutta）。讲7种不会因水火之灾而丧失，也不会被盗贼所窃取的财富：信念，戒律，自尊，知耻，多闻，奉献和智慧。
（7）《跋耆不灭经》（ Vajji AParihaniya Sutta）经中说只要跋耆国实行民主，团结一致，任何强敌都不可能把它击败。此经涉及世间朝政，是对帝王的教诲。
（8）《吉祥经》（Mamgala Sutta）。众人皆不知何为吉祥，去问天神。天神也无法回答，帝释天便遣一天使到人世请教佛陀。于是佛陀便向人、天各界讲此《吉祥经》。经说离愚近智，行善积德，洁身自好，守法持戒，语言和善，赡养双亲。从事工业，行为善美，知恩报恩，心净无烦，便是吉祥。讲了这样38条关于人的品德修养的道理。
（9）《堕落经》（Parabhava Sutta）。与《吉祥经》相反，此经讲述使人堕落乃至毁灭的原因。如敌视正法，亲近恶人，放逸懒散，妄说谎言，自私吝啬，沉迷酒色等。
（10） 《迦拉摩经》（Kalama Sutta）。佛对沙拉库村的村民们说，不可轻信他人之言，遇事要独立思考，认真辨别。佛说连他自己的话大家也不应该盲目相信，也应该用自己的头脑进行分析。
（11） 《八世法经》（Attha Loka dhamma Sutta）。经说世间有八法能煽动人心，故亦名“八风”。即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四顺四逆，能动物情。佛说应离此“八风”，不为损益。
（12）《虎路经》（vyagghapajja Sutta）。经中说有一位名叫Koliya putta的青年商人去拜见佛陀。他对佛说：“我要挣钱养家，为过好日子而奔忙。请您为我们这类人讲说法要，使我们也能思想安宁，生活幸福。”于是佛向他讲了如下四条：一勤奋（于自己的职业），二护持（劳动所得），三结交（良师益友），四计划（收入和财产，量入为出）。佛陀在讲解何为“良师益友”时指出：“你需要他时他才来找你，他便是良师益友；他需要你时他才来找你．则不是良师益友。”此话揭示了人世间一种常见的现象，道出了一条人生的哲理。为增进精神道德，佛在此经中还讲了四条：信、戒、慧、施。
“法句”与“本生”。“法句”是“Dhammaapada”一词的意译，是一本巴利语的佛陀语录，含500余首偈颂，寓义深刻，隽永可爱。在斯里兰卡，是僧俗各界最为喜爱的读本。其普及的程度，略似于中国的《三字经》。僧人大都能全文背诵此经，讲经说法时信手拈来，引用自如。大家都很熟悉的“七佛通诫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就在“法句”中；“四第一偈”：“无病第一利，知足第一财，信任第一亲。涅槃第一乐。”也在“法句”中。“法句”在巴利三藏中编为“小部”第2经，是整个巴利三藏中最为脍炙人口的精品。
“本生”是巴利语“Jataka”一词的意译，又译为“本生经”，也是一部最通俗的佛经，列于“小部”第10经。其内容是佛陀前世身为菩萨时修福积德的547个故事。其中表现菩萨智慧的“大隧道本生”，表现菩萨慈悲救世，敢于牺牲一切的“须大孥本生”（在兰卡，大家不习惯于使用“须大孥”这一名称，而使用“Vissanntara”这一名称）在斯里兰卡，几乎是家喻户晓，孺妇皆知。
许多本生故事已绘成壁画，改为戏剧搬上舞台。兰卡历代作家，都喜欢从本生取材进行文学创作。因此，兰卡的传统文学艺术几乎变成了佛教文学艺术。这种浓郁的佛教文化氛围，反过来又加深了该国人民的佛教思想感情。
戒律与文明。上文谈到，巴利三藏中的许多经文，是佛陀为了饶益世俗大众，专为在家人所讲的。那么，巴利律的情形又是怎样呢？巴利律可分为在家律和出家律两类。在家律即居士平日守持的五戒和斋日守持的八戒；出家律是指比丘227戒和沙弥10戒。在这几种戒律中，都包含了杀、盗、淫、妄四条根本戒，是对一切佛教徒都绝对禁止的。很明显，这些禁戒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国民的修养。试想，如果社会上没有了杀戮，没有了偷盗，没有了淫邪，没有了妄语，这个社会该会变得多么安定，多么文明啊！
笔者寄居于寺时，曾多次观察过居士们受持八戒的情形。阴历每月的4个斋日尤其是月圆的望日，居士们一大早便聚集到寺庙里来。他（她）们身着白衣，手持鲜花供果。步入庙门先礼拜舍利塔、菩提树和佛像．然后从比丘受八戒．开始一天一夜的持戒生活，直到次日早晨才舍戒回家。这期间，他（她）们的主要活动是听长老讲经说法，讨论佛教义理，或打坐修禅。为保持身、口、意的清净，规定有32种话题不可谈论，如家务琐事，人我是非，饮食服饰，男女关系，色声香味等。
在比丘应守的227条戒中，有75条属于“众学法”（ sekhiya）。其内容是关于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中的文明礼貌之法。例如关于用斋（吃饭）就有如下这些规定：饭团（兰卡人以手抓饭，手中一撮为一团）送入口中之前不可先把口张开；不得把手指插入口中；不得把食物抛入口中；食物咽下之前不得说话；不得把两腮填得鼓鼓；用斋时不得甩手，不得咂嘴；喝粥时不得吸吮出声；不得以舌舔手、舔唇、舔餐具，等等。再如律中多处提到要保持安静，禁止喧哗吵嚷等。兰卡社会受此影响，在多人共事的大办公厅里，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都是清静无声；有事需要交谈，也是低声耳语，仅使对方听到。
此外，出家人为断除烦恼，常常打坐参禅，修习止观。这也影响到世俗社会。笔者的几位在大学任教的朋友都修“慈心三味”，每天临睡之前，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修禅。据他们说．这样做可使心情平静，睡眠安然，得11种利益。
第二，僧护俗人，毕利得经
僧人向在家信众讲说的佛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阐明佛教义理，教人止恶扬善，断除烦恼，求证果位的；另一类是为信众消灾攘祸，保佑众生平安无事的。在这第2类经文中，毕利得经占有最突出的地位。“毕利得”是巴利语“Piritta”一词的音译，意为“保佑、护持”，是巴利三藏中一些短小、实用的经文。
最早的毕利得经是“三宝经”，是乔答摩成佛后第3年讲说的。经文共7颂，颂扬佛、法、僧三宝的圣德和威力。当时Visala一带长年无雨，饥荒严重，病疫流行。佛应邀带阿难前往，讲说“三宝经”，阿难又依佛说连讲7夜。果然灵验，喜雨降落，灾病消除，人民得福。这篇“三宝经”和“吉祥经”、“慈悲经”合称“三经”，是毕利得经中最主要的经文。“三宝经”和“吉祥经”上文已经说过，下面简介一下“慈悲经”。此经的因缘是这样：佛时有500比丘到野林修禅，引起林中树神的不满。树神为把比丘们撵走，便化为魔形，发出怪声．放出臭气，以恐吓、干扰比丘们，使他们无法人静。比丘们向佛禀报，请求改换修禅之地。佛说：“那里于汝等甚为适宜。我可以“慈悲经”教汝，只要汝等念诵此经，树神必会变为友善。”比丘们遵嘱而行，众树神果然改变了态度，不仅不再干扰，反争相侍奉、供养。500比丘经此3个月之修练，雨季结束时都证得了阿罗汉果位。经文的内容除歌颂僧德之外，主要倡导仁慈，提倡众生互爱。除此三经之外，常用的毕利得经还有“幢顶经”、“阿札那迪经”等。
毕利得经要在“经亭”中念诵。亭中置一经案，案上放有舍利龛、贝叶经、净水、细沙之类。有一条长长的细线从舍利龛、贝叶经中引出，导向亭外，前来听经的信众各握一段。经师在亭中面东而坐，可讲几个小时，也可讲一天一夜，最长可达7日，称为“全周毕利得”。当然，这需要轮流念诵。经声悠扬深沉，皆为巴利原文，念诵结束后要把细线扯断，系在听者的手腕上，以祈吉祥。
在兰卡历史上，每当发生天灾人祸时，都要请僧人念毕利得经。兰卡国王化帕帝沙二世（365年－406年）、塞那二世（852年－887年）、迦叶五世（ 898年--914年）都曾举办隆重的毕利得法会。此风至今盛行不衰，个人、家庭、团体国家，都经常举办这样的法会。
有的住院治疗的病人，把僧人请到医院去念经，医生护士也听其自便，并不阻挠。电台、电视台中也常播放“毕利得”节目，有些重要的毕利得经（如上文讲到的“三经”），都制成了磁带和录相带，这样信众也可在家中听经。笔者在兰卡有年，这类现象司空见惯，已觉不足为奇了。
第三，各尽其责，共存互益
兰卡佛教之僧俗双方，各尽其责，共存互利，表现出鲜明的人间佛教的特色。现将兰卡僧人分为3个类型来谈谈他们对世俗社会的责任和贡献。
第一类是事业僧或称为事务僧，这是指个寺庙中的住持和具有一定学识的中年以上的比丘。他们不仅要安排、处理寺内事务，诸如房舍的维修，必要物品的购置等；而且还必须经常筹办各种形式的法会，以满足广大信众的要求。寺内的僧伽社会和寺外的世俗社会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他们来实现的。这类僧人都十繁忙，从早到晚疲于奔命。对他们这种献身佛教事业的精神，笔者是钦佩的；但同时也对他们国终日忙碌而顾不上修持和学习感到惋惜。有些僧人从事的事业超出本寺本区范围，在国家政府部门、文化机关或学校任职。笔者在佛教部、文化部、水利部都曾遇到这样的僧人。还有一些身份较高的事业僧，他们活动的范围起出国界之外，其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例如笔者的好友Mapalagama·Vipulasara长老，他在世佛联、国际僧伽大会、摩诃菩提会都担任要职，经常出访国外，参加有关国际会议。
第二类是学问僧，包括在大学就读的青年学僧、在大学任教的博士、教授和从事研究的饱学长老。他们的主要工作不是干事业而是做学问。除国语僧伽罗语之外，他们大都精通巴利语、梵语和英语。他们任教、讲学，著书立书，为世界佛教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例如曾常年在法国某大学任教的Valpola Rahula、著名的巴利语学者polvtte Buddhadatta、著作等身年近百岁的Rerukane Cardavimala、对佛教艺术颇有研究的博士僧Bellanvila vimalaratana等。他们虽为僧人，却是以专家、学者的身份立足社会，为僧俗各界服务。
第三类是修持僧。他们以参禅修定为全部生活内容，以断烦恼成罗汉为唯一的生活目的。他们多为林居派，住于阿兰若中。他们以自己的精神修养影响着世人，许多信众对这类僧人怀有特别的敬意，以供养这类僧人为最大的功德。
这里应指出两点：首先，不可以此三类进行绝对地划分。有的僧人既是学者，又谋事业，有的还能兼顾修行。
上文谈的是僧人饶益俗人，服务社会的情况，下面谈谈俗人对僧人的责任和义务。可分四个方面：
第一，祭供布施。寺院的财产，僧人的一切，都来自于信众的布施。个人、团体、国家都担负着供养僧人的责任和义务。诸项布施、供养中，最频繁的是每日的斋供。每一所寺庙都有一个与其相联系的由周围信众组成的“护法会”，护法会安排信众轮流供僧饭食。信众除供养僧人而外，还要以香花、水果、油灯供养舍利塔、菩提树和佛像。在供花时，信众还要唱诵一首巴利语诗偈，其偈云：“此花供佛陀，功德助解脱；鲜花必枯萎，人身必亡殁。”可知一切佛事活动，都贯穿着佛教的苦、空、无常的指导思想。
第二，种种佛事。除上文提到的毕利得经之外，信众还要请僧人做种种佛事。例如信众家中有人死亡，必请僧人荐福、超度。葬礼必由僧人主持，丧家则献给僧人“粪扫衣”为报。在死后7日、l月、3月、满周年，也都要举行超度法会。
第三，朝礼圣地。佛教徒每年都要利用假日组织一、两次朝礼圣地的活动。兰卡最著名的圣地圣迹有圣足山、佛牙殿、阿努拉特普罗城的菩提树、玛亨德初来此岛与兰卡王相遇的密亨多列山、当布拉石窟等。信众可一家共往，也往往几家联合租用一辆汽车，将朝山拜祖和旅游、娱乐结合而行。
第四，社团活动。信众往往组织一些以寺院为中心的社团，开展一些有益社会的活动。笔者寄居的寺庙长老告诉笔者，那一带的信众组织了4个社会团体。除护法会外，还有于1947年成立的，由长老任顾问的妇女会；有提倡社会美德，卫护精神文明的崇德会。加入该会的成员不准吸毒、喝酒，每两月集合一次；还有男女青年的文艺团体青年会，组织青年开展健康的文体活动，亦请寺院长导当顾问。还有少年儿童组织悉达多儿童会。该会成立于1948年，其成员多为星期日法校学生。
以上，我们比较全面地讨论了兰卡社会僧俗一体，互利互益的情况，从而说明了兰卡佛教带有明显的人间佛教的特点，是人间佛教的典型。从上文所述也不难看出，在兰卡社会生活中，僧伽起着指导世俗的作用。但是，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够全面的。我们还必须补充说明一下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便是世俗对僧伽的监督作用。例如寺庙的制度，僧人的戒行，乃至进斋着衣，无一不在信众的监督之下。如果他们看到僧人下午上街购买食物，就会怀疑寺中僧人会破坏过午不食的戒律。戒律规定僧人不得视听歌舞，据说某影院发现其中有—僧人，观众便一拥而上，要把他袈裟扒下，认为他已失去了僧人的资格。笔者在与僧友闲谈中，发现他们都十分重视，乃至非常害怕信众的监督、批评。这对戒律的实施和僧团的建设，倒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僧人保持纯洁的一种重要外在因素。
四、南北交流，中斯友谊
“兰卡”是南传佛教的中心和巴利语系佛教文化的渊薮，“中国”是北传佛教的中心和汉藏语系佛教文化的渊薮。此南北两方之佛教，本同出一源，同出于一根。当今之世．根源各异的东西方文化都在相互交流，共谋发展；同一根源的南北佛教难道不应该更加交融汇合，结为一体吗？佛教反对分别妄执，主张融通无碍，无二无别。世界佛教就其整体，自当体现佛教的这一思想。
中斯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延绵1500余年，细述起来，可著为专书。这里不宜详述，仅仅顺便提一下许多人都熟悉的《楞伽经》。此经传说为释迦牟尼到楞伽国时对那里的国王罗波那所讲之经。“楞伽”即“兰卡”（兰卡人一般都称自己的国家为“兰卡”，两省略前面的“斯里”二字）。这部经偏重于理论的研讨与哲学的说明，概述了大乘佛教的全部思想。自公5世纪译为汉语以后．这部“楞伽经”（亦即“兰卡经”）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曾以此经授予慧可，并说：“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慧可谨遵师瞩，持此经游行村落，不久便发展成为一个称为“楞伽师”的学派，成为禅宗的先驱。所以有人称菩提达摩传入的禅法为“楞伽禅”。亦即“兰卡禅”。据兰卡学者考证，公元前6、7世纪斯里兰卡确实曾经有过一位名叫罗波那的“十首王”。但若说释氏曾远游兰卡，度化此王，却缺乏历史根据，因此尚不足为信，这大概是学术界的一致看法。笔者虽也服此众说，但仍有不明之处：既属子虚乌有，那么此经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乞请方家指教。
如果说某些古代历史事件尚有待察考的话，那么近百年来中斯佛教交往的历史则是确凿无疑；对某些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历历在目”了。现将此类盛事摘要记述于次。
第一，1893年．斯里兰卡佛教社会活动家达摩波罗应邀出席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和平会议”，在会上宣读了论文，介绍了佛陀的生平事迹和佛教的基本内容，然后经火努鲁鲁、上海、曼谷回国。达摩波罗是1895年1月到达上海的（中国文献记载他是1895，即光绪21年到达上海；而兰卡文献则说是1894年。现暂从中国说）。他在上海与杨仁山会晤，相约复兴五印度佛教。两位佛教文化巨人的这次会晤，成为近代史上南北佛教文化交流的先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达摩波罗在上海期间，还曾到一所著名寺院发表演说，担任语译的是一位居士和一位医生。
第二，太虚大师深知兰卡佛教的重要地位，于1928年在樟州南山寺创建“锡兰佛教留学团”（“斯里兰卡”旧译“锡兰”）。由笑溪、达如主持其事。1930年，留学团迁入北京柏林寺。当时有一位名叫黄茂林的居上。他精于英文，先在香港研究上座部佛教。后于1933年赴兰卡留学，学习巴利语和巴利三藏，并将“成唯识论”译为英语寄回上海出版。黄居上堪称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位通晓巴利语并研究南传佛教的学者，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得肺病寿终兰卡。上述情况载于东初法师所著《中国佛教近代史》。但据笔者调查了解，黄茂森先生当是在兰卡游泳时溺死，并说他于巴利语和南传佛教也并不甚懂。
第三，1935年斯里兰卡著名佛教学者纳拉陀（ Narada）法师来上海弘法，建议中国派遣优秀僧青年去兰卡留学，所需费用均可由兰卡方面提供。遂有惟幻、法周、慧松、唯实、岫庐等五比丘赴兰卡留学。他们住金刚寺，师事金刚智（Pelane vajrana，为上文提到的纳拉陀之师）长老，并于1936年7月29日依南传仪轨重新受戒，戒坛设于凯拉尼亚河中，可谓清净庄严，如法如律。金刚智法师还以当初佛陀五弟子之名为这五位中国弟子命名，惟幻名为Assaji（意为“马胜”）、法周名为Mahana。（意为“大名”）等。 1940年，大虚大师出访东南亚，将惟幻召至缅甸担任语译，5个月后随访问团回国。他以其深厚的佛学功底与精湛的英语，孜孜矻矻于翻译事业。其英译为汉者有“锡兰简明史”、“锡兰佛教史”、“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等。汉泽为英者有“比丘尼传”、“法住记”等。法周后来转入印度国际大学，1954年又回到锡兰大学，直至1968年。其后受聘为美国爱和华大学（Universitg of Iowa）教授至今。他曾于1992年回国访问，笔者与他朝夕共处一周，就各种疑难问题向他请教，受益匪浅。其博士论文为《梵巴汉藏对照波罗提木叉比较研究》，出版后在佛学界影响甚大。意松、唯实情况不明。岫庐也从兰卡转入印度国际佛教大学，著有汉巴对照“转法轮经”传世。
五比丘留学兰卡之大事因缘皆因纳拉陀法师访华而得成就，可谓功德无量矣！中国解放之后，纳拉陀又曾来访。笔者去金刚寺拜访他时他还拿出访华时的照片，讲述他访华时的情景。兰卡前总统贾亚瓦德纳青年时代曾向他学过佛教。他用英语撰写的《佛陀的教法》（The Buddha，s Teachinga）发行世界各国，已被中国佛学院选为教材。
第四，1939年，太虚大师率领代表团访问暹罗、缅甸、锡兰、印度等国，历半年而归。太虚目睹南方诸国佛教兴盛，建议教育部派遣留学僧到那里深造。于是又引出了法舫、白慧、达居3人于1941年出国留学之盛事（文献记载3人出国为1941年；请教白慧先生却说是1942年，这里暂从文献）。法舫法师是武昌佛学院第一届学员，毕业后先后任教于武昌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并3度主编佛教刊物《海潮音》。法舫协助太虚革新佛教出力最勤，是大虚大师最得意的弟子。他于1944年经印度到达兰卡，研习巴利语和上座部佛教，同时在智严佛学院教授大乘佛法。1947年虚师园寂，法舫于1948年5月回国礼师舍利，1950年又返回兰卡。同年，与世佛联主席玛拉拉塞克拉先生出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回兰卡后继续学业和教学。因用功过度，患脑溢血，于10月3日晨圆寂。法舫法师在兰卡智严佛学院的旧居，现在住着一位兰卡学问僧阿努律阳法师。笔者在1993年在兰卡学习期间，曾请该师讲授《巴利律大品》。在那段日子里，阿努律陀常常称道法舫法师。他说：“贵国的法舫法师令人敬仰，他在此任教时我还是个小沙弥。法师性格开朗，常和高斯格达（阿摩罗普罗派僧领）长老开玩笑。一天早晨，法师在走廊经行时突然跌倒，抢救无效，不幸示寂。他的学问好，唯英语欠精，所以教大乘佛教时显得吃力，以致使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大家都很怀念他”坐在法舫法师曾经住过的僧舍里，听了阿努律陀一席话，使我更加认识到法舫法师不仅是一位沟通南北佛教文化的大师，而且是中斯友谊的使者。
第五，1945年，西安办起了“巴利三藏学院”，由太虚大师兼任院长。本请善归教巴利语，因不胜其任，便请当时在兰卡的法舫法师与摩诃菩提会联系，协商交换教师与学僧。1946年，兰卡方面派了Soma、Kheminda、Pannasiha三僧来华教授巴利语，同时学习大乘佛教。他们先到上海，住法藏寺。因内战爆发，路途不畅，加之此3位兰卡僧人对大乘佛法不甚热心，所以没有到达西安的巴利三藏学院，仅在上海住了3个月，便取道香港回国了。兰卡一方来华一事，也就这样半途而废了。而中国方面派人赴兰卡学习之事，却取得了成功。
中国学僧了参、光宗，于1946年奔赴兰卡，在智增佛学院就学。两人皆学有所成。光宗因事先行回国，了参继续留学，从其兰卡师兄慧喜学习巴利语、上座部佛教和《清净道论》获论师学位。了参于1957年应赵朴老邀请回国，在中国佛学院任教，舍戒还俗，更名叶均。教学之余译出《清净道论》、《摄阿毗达摩义论》，并重译《法句》出版流通于世。其兰卡师兄Pannananda现年87岁，住智增佛学院精进僧舍，兼任鲁忽奴大学名誉校长。他告诉笔者说，他干1946年从加尔各答把两位中国学僧带到了兰卡，并且教过他们巴利语和上座部佛教。
至上海而返的3位兰卡僧人中的Soma已经园寂，Khemimda健在，年94岁，仍居金刚寺。笔者1993年11月18回去拜访他时他刚做过膀胱手术。老人仍笔耕不辍，著书立说。他说他曾3次访华。第一次与Soma同往，是在1934年，逗留数月。第2次应大虚大师之邀于1936年同Soma、Madihe、 Pannasiha同往（此当为上文提到的那次）。第3次是哪一年。他没有谈出。Kheminda法师曾在一日僧帮助下把《解脱道论》译为英语。笔者欲得此译本，他说已无多余，便把他新近出版的《Path Fruit and Nibbana》一书为赠。 Madihe pannasiha长老现84岁，任阿摩罗普罗派僧领，常住金刚智法苑，并兼金刚寺住持。笔者在法苑见他时，他兴高彩烈地谈起在上海会见太虚时的情景。
第六，1956年佛陀涅槃2500周年之际，南方佛国，皆普天同庆。斯里兰卡利用这一契机，开始了一项伟大的佛教文化建设事业——编撰英文《佛教百科全书》。这既是一项亘古未曾有过的创、举，又是一项浩大繁重而艰巨的工程，非有中国等重要大国的参与才能完成。因此，发起人玛拉拉塞克拉博士请求中国给予协助，撰写、提供大乘方面的条目。中国积极响应，中国佛协组织教内外最优秀的佛教学者，撰写出445篇条目，并将其中154篇译为英语寄给了兰卡，表现了博大的协作精神。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全书进展十分缓慢，至今刚刚完成一半。更为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编撰者对大乘方面的条目采用极少，而且有关中国方面的条目亦没有请中国人撰写。这样势必会影响到全书的质量。成为一部不全的“全书”。笔者在1993年于兰卡修学期间曾去拜会现任主编Weeraratna博士，他说，因编辑部频频迁址，主编也曾几次更换，所以材料遗失甚多。他表示今后将尽量采用中方提供的条目。据统计，双译大藏经的总量约相当干巴利三藏的11倍。即使减去一经多译的重复部分，也会大大超过南传经典。撰写“全书”倘若弃而不用，岂不是莫大的缺憾！而且这也有悖玛拉拉塞克拉博士之初衷与本怀。但愿全书的后半部能有所改进；全书再版时，更当修订、补充。
第七，为了满足广大兰卡佛教徒的愿望，应兰卡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的邀请。中国佛牙代表团于1961年护送中国佛牙到斯里兰卡巡行两个月（ 1961年6月10日一1961年8月10日），受到数百万僧众的虔诚瞻拜。两颗佛牙的相聚，也象征着南北佛教的融合统一。
第八， 1986年5月，斯里兰卡著名佛教学者ValPola Rahula长老和Vipulasara法师表示，愿意接受5位青年学僧到兰卡学习，一切费用均可由他负担。中国佛协表示感谢。这件事很快得到了落实，同年11月8日，中国佛学院园慈、广兴、净因、学愚、建华等5位学僧启程赴斯，在Vipulasara法师的协助下，开始了艰苦的留学生活。他们学习了英语和佛教，先后取得了文学硕士和哲学硕士学位，现在正准备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中斯两国佛教界互派留学生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中断40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开始了。
继此5学僧之后，1993年1月又有印亮等5位青年僧人赴斯学习。此外，最近几年以来，大陆、台湾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有一些华僧、华尼及华人居士到兰卡学习，总数可在30人左右。可谓声势浩大，盛况空前。这是一种十分可喜可贺的现象。相比之下，兰卡僧人来华学佛者却是寥寥无几。据笔者所知．自Soma等3人来华之后，兰卡来华学佛的僧人仅有3位。第l位于80年代后期来华，结果学未成功。第2位是1991年从新加坡来北大学习的兰卡僧Gunaratana，他十分刻苦用功，只是为期太短，只学了些汉语和一部《金刚经》便回新加坡主持法务了。第3位是现仍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的Sumnanasiri法师，他研究的课题是中国儒家思想与佛教的关系。
第九，前几年，中国以60万美元援款，帮助斯里兰卡在法显当年曾经居住过的无畏山寺旧址修建了一座法显纪念馆。1994年1月8日，我们从科伦坡驱车到古城阿努拉特普罗，特意冒雨参观了这座新近落成的建筑物。它座落在无畏山大塔废墟的近旁，是一个由僧会、博物馆和纪念馆三部分组成的群体。僧舍中尚无僧人进住。博物馆中也尚无实物陈列，仅有—些记述中斯佛教友好关系的文字说明，有些记述还很不准确。纪念馆还空空如也，没有布置。但已向游人开放。有一位小姐在那里担任解说，问她情况，更是不甚了了。希望这桩善事能尽快达到功德园满，将这一象征中斯友谊的建筑物布置完备，内容充实。僧舍中倘能住进一、两位中国僧人，那就更加完美无缺了。
第十，中国佛教的发端，有“汉明西使，白马东来”之说是说印僧白马驮经，来中国开创僧团之事。而中国之尼戒的传入，正式比丘尼团的建立，则有赖于斯里兰卡。公元429年，有8位兰卡比丘尼来到南京。4年之后，又有以铁萨罗（Devasara或Tisarana）为首的11位兰卡比丘尼来到南京。其时先来诸尼已懂汉语，她们共同为僧果等300余人重授尼戒。从此二部授戒之后，中国才有了如法如律的比丘尼；或者说，中国佛教才有了另一半——比丘尼团。关于这些史实，在《比丘尼传》、梁《高僧传》、《南朝佛国志》等史籍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这是中斯佛教关系史上的又一大盛事。
上述史实说明，兰卡比丘尼曾经兴旺发达，某些高尼还漂洋过海，到遥远的外国弘法接戒。但到公元10世纪之后，尼团便开始走向衰微，乃至戒法断绝。如今兰卡佛教已无如法受具的比丘尼（缅、泰、柬、老诸国亦然）。只剩下一些被称为“十戒娘”的沙弥尼了。
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兰卡一直有人呼吁从中国引入尼戒。对此。中国方面十分积极主动，中国佛协副会长、四川省佛协会长隆莲尼师曾多次表示愿意为兰卡沙弥尼传授比丘尼戒，并且在风景秀丽的峨嵋山下盖起了一栋小楼，准备为前来受戒的兰卡姊妹居住。然而兰卡方面并不见行动，僧俗各界对此仍持有不同意见，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论。
笔者对兰卡“十戒娘”的情况也做过一些考察。也曾去几个尼庵访问。在科伦坡近郊的Biyasama，有一座十分幽雅的尼庵，其中住着一位名叫Sudharma的老年沙弥尼。她很有学问，年青时曾出外弘法。她说她已证得果位，年内即将示寂。在凯拉尼亚大学，有几位年轻的沙弥尼就读，其中一位还担任全兰卡十戒娘联合会“主席”之职。兰卡沙弥尼与南传其它佛国沙弥尼有密切的联系。1993年10月在科伦坡召开了“释迦女国际佛教妇女大会”，与会者有来自泰国、韩国等国的代表。
（全文见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刊物《亚非》1995年第1期）
